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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嗯呐(散文)_1

来源: 情感文章网 时间:2019-12-23 15:02:26

“嗯呐。”

“对了对了,就是这个声音,一点没变。”4个多小时的跋涉,一点也没有影响黄伟明老师听到这一声“嗯呐”海丰农场(大丰本地音)的激动心情。

一、时隔四十年,回到海丰农场元华老场部

4月26日,陪着新民晚报专副刊部主编、国际关系学专家黄伟明老师一路颠簸4小时,来到海丰农场,他曾把5年多的青春时光留在了那里。1974年春节前,他响应“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哪里大有可为”的号召,乘汽车、坐东方红402轮,跋涉一天来到盐卤之地——海丰农场战天斗地。“满眼的枯黄芦苇、结着薄冰的水面、远远近近都是水洼子、高高低低都是凄惨的雁叫声、鸦鸣声,车越开越荒凉,心一路走一路凉,到了也彻底凉透了,强忍着没流眼泪。”黄伟明毫不掩饰自己当时的心情。

“像了,像了,这里像了。刚才心里还是凉凉的,明明照片里老房子还在的,怎么都变成巍峨的大屋了?”他指着两边水泥门柱子上面用铸铁搭了一条扇形的拱栏,算是美化。“那时候的大门就是这个样子。”黄伟明兴奋地指着灰突突、黑魆魆的农场场部大门,转头对我们一行人说。

再往里,场部还保留着当年的老样子。中国知青主题博物馆王继虎馆长指着墙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最高指示,介绍,这个过道、那边的廊庑都是当年的模样,除了房梁、屋顶、墙面略作补修之外,格局、样貌都是原样,你看,那里面就是上海知青纪念馆了。

指着展馆里墙上的各种留言,黄老师很是亢奋:“当年,我还算好的,被分在米厂。后来因为有点文化又被借调到场部,干宣传。”他指着一面短隔墙,“喏,这个位置原来就曾是我们待过的办公室,做材料写文稿”,他用长腿定好起点,一溜儿划过去,“到这里”,原来这里都是隔成一间一间的,不像现在。

跟随他的脚步,我们看到展柜里陈列的“活期储蓄存折”,上面清楚地写着(19)69年:8月25日,存5元;9月7日,存2元;《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的长文《“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快来找,快来找。”正看着,不知谁喊了一句,“快来找黄老师的名字。”海丰农场来了八万多名上海知青,姓名墙上贴着能找到名字的有六万多。大家先是兴奋、蜂起,乱找,发现根本没法在数面墙的人名海洋里发现“黄伟明”这朵小小的苔花。同行的黎彪老总说了一句:“不对,一定有规律。”

于是,大家赶紧按照笔画顺序开始:一、二、三……“黄”字11画,终于在墙角处找到了,担心有重名,上下巡视一遍,确信就是。于是,黄伟明就成了“道具”,手一直指着墙上自己名字处、脸从一朵花慢慢变成微笑、有点儿苦涩的笑。“真担心没我的名字哦。”走了数米之后,他突然说了一句,沉默了。

场部一出来,黄伟明立刻指着不远处的厕所:“那就是厕所,还是老样子。稍微翻新了一点。”蹬蹬蹬大步冲了过去,到了门口,倏地又回头,颔首,一脸灿烂,手从左肩指着后面:“老样子老样子。”

我开玩笑说:“你也不去重温一下?”

他说:“不像当年臭烘烘了。”

二、当年就是这样过日子

一路走着,说着。“当年在食堂最爱吃的就是烂糊肉丝了,来一勺,饭上一浇,下饭美味。其次再来一个鸡毛菜,饱了。”

“多少钱?”

“烂糊肉丝好像五六分钱,大肉圆好像一角二三分一个吧。”

“哇——”

“哇啥?那时我们一个月工资18元5角。”

走进内院,黄伟明更加兴奋了。“诺诺诺。那就是我当年住的房间,围河边第一排第一间。”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房门前,探着头、眯着眼,细细的门缝里瞄过去,“比当年的缝小多了,看不到”他比划着,“当年的缝这么宽”,看出他伸出来的拇指和食指,那缝隙至少两厘米。

“这么宽。”有人惊了。

“冬天贴个纸头就可以了。”

正说着,又进来一波人,有几位看样子是这里的原居民。

突然,同行的黎总拉着一位皮肤黑黑、人蛮精神的五十多岁的男子走过来,对黄老师说,他就是原来住在这排房里的主人。

“你是?邮局局长的……阿三头。”

“你是米厂的?哦,是黄班长。”

原来,二人1970年代同在这里、同一排房子,黄住西面第一间、阿三他们家住东面第一间。二人拉着手,比划着,高声大语地说着:那时候你胖乎乎的,我老爱揪你胖乎乎的腮帮子,你老做坏事老挨打;你那时候总是一身灰地从米厂回来,只看见你的两只眼睛在那里转。暮春正午的阳光仿佛为小院撒了一张宽宽大大的薄纱网,盛开的紫薇也镀了一层晶莹的白。一群人看看“黄班长”黄伟明,看看阿三,脸上皆如三春暖晖:人生之奇,“四十年不约一朝见面”肯定在列。

两人越说越兴奋,不禁拉起手来,对着镜头:黄伟明用手指着阿三“他是邮局局长的三儿子,我们关系好。他挨打时老是躲到我的房间,他爸爸看到我有包裹和信总是第一时间拿给我”……雪白的阳光下,两张风霜的脸犹如两朵盛开的菊花,映着墙角一树如鱼籽般盛开的米黄花穗,看着这个场面,同行者、观光客纷纷拿起了手机,记录下这难得的场景,倒也别有趣味。

米厂就在院子围河边西侧。黄伟明说,在米厂,最累的活是筛米,而且是一项技术活。我跟师傅学,结果一天就学会了。旋动直径七八十公分的大筛子,上下左右筛出韵律感,一筛子能装二三十斤,我一天能筛八九千公斤米。我的前后左右放置四个大糠斗,大米漏下,糠(也有糙米)筛好后“嗖——”一泼,不偏不倚、不前不后正好抛进糠斗里,“想落哪就落那”,黄伟明的脸上写满了自豪。

因为吃苦耐劳、脑子好使,他很快就成为米厂三班长之一。拿起了一个月36.5元的月薪(那时的中产阶级,关键钱还是他一个人花,所以一到周末便借了自行车约两三好友,骑行两小时左右到大丰县城撮一顿)。“米厂还是老样子,我就在这边工作”,黄伟明指着南边的墙说,我们一个班20多人,戴口罩,头上戴着大尾巴帽子防尘。即使这样,每天下班糠灰还是顺着鼻翼、鼻甲沟钻进去,下班时鼻子就变成了灰柱,鼻甲沟的灰浆一揭就是一条。因此,每天下班擦身就成了必须做的工作,那时根本还没有澡堂(后来才建的澡堂),冷天房间里擦擦身就钻被窝里了,热天就站在水井边冲凉。

黄伟明回忆,那时的“职务之便”不是今天的含义,也就是米多碾两次,直到光滑泛光。要做到这,轧米机的刀和转速的拿捏一定要恰恰好。有邮局的、派出所的、同事们的、场部领导的,都会叫我们加工一点多碾两次的精白米:我们关系就这样处得不错。

三、农场苦,苦到有的知青剁了脚拇指

“那时候,农场苦。和外界唯一的联系就是书信,我因为得了场部和邮局之便,有时还能借他们电话打一打,但开始勤点儿,后来不想家了,次数就少了。”黄伟明说。

苦到什么程度?大丰农场面积300平方公里,其中海丰农场160余平方公里。饮用水除了水井之外,其他就没有了,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农场曾经也决定铺设供水管网,接入清洁饮用水。黄伟明说,冬天里,全场数万人一起出动,三人一根水管,每根约百余公斤,场部领导站在高高的木塔上喊号子(兼有督查、防范功能)。芦苇荡里、荒滩上、田埂上,不知深浅的泥淖里,密布着男男女女、高高矮矮的知青,从早到晚,两人抬一根,另一人跟着换班。早上吃饱,一天不吃不喝,回来天黑了。我的脚被芦苇桩子扎了无数个血洞,抬管子时感觉麻一下,根本顾不上。回到宿舍,钻心地疼,几乎不能站立了。

“我是米厂职工,不常修水利。但忙时也被派去,脚整天泡在泥里挖河泥,一锹泥几十斤。我有筛米经验,很快用在挖泥上:先挖出块儿,上锹,一顿,一颠,用力一甩,二十多斤泥块稳稳当当“钉”在了堤上。一天下来,吃晚饭时连筷子都拿不起来了。说得兴起,他给我们比划起来:“扛米也是,两手抓住袋角,一掂、一蹲、一甩,90斤的米袋子就‘飘’上了肩。”

黄伟明说:“而下面大队里干活更苦,曾有个女孩子受不了冬修水利的苦,用大铲把自己的脚拇指铲伤了。”

“就可以不去田里或挖河了?”

“这是最笨的办法。”同行者中有人说。

停了一会儿,黄老师又说,运米是我们一帮人最喜欢的活儿,因为可以坐车出去(大丰县城等地),但危险同样如影随形。那时候,农场的米常常不够吃,得从外面运米回来。拖拉机一路飞奔,30迈,“突突突突”颠簸着、机头与拖斗磕磕绊绊朝前冲。“呀——”坐在高高米包上的同伴大喊一声,我一惊,赶紧回头看:“哎呀——”唰地仰倒。我和同伴不一样,我是面朝后坐的,所以发现米包拖斗冲近闸檐时,已经只有不到两米的距离了。“砰——”地倒在顶端米包上,“呜——”刹那间黑了又白了,划过去的闸檐离我鼻尖顶多2厘米。

“捡了一条命,保住一张脸。”黄伟明说,在丰厂时这种危险经常有。我看看他,脸上的表情依然惊恐。他说,回家跟父母说,父亲还说:“你应该坐拖拉机机头的,就没有这事了。”他不坐不知道,机头有多颠。万一颠下来,立刻就会被拖斗碾压。

四、知青们的苦中之乐

渐渐地,黄伟明给家里写信也少了。农场苦,但苦中也有乐子。露天电影是知青们的最爱,一霎黑,影影绰绰的人形都往场部的篮球场上来了,有时也到连队,但不管在哪儿,荧幕前总是乌压压一片喜人的“西瓜”地,那是人头,一束光从头顶“倏——”地过去,电影就开始了,其实当时所谓电影也就是革命样板戏而已。

整个农场的民兵训练也是一桩终生难忘的事,如黄伟明就很享受它带来的快乐和晕乎乎的幸福感——因为当年他优异的成绩。

那个年代,民兵也是经常要训练的。黄伟明就代表米厂和其他单位一起封闭训练15天。一边训练,一边大批判,批右倾翻案风。因为他批判文章写得好,还当了当年的先进(因为这,他还被借调到场部工作)。手榴弹训练,第一次投了48米,带队的解放军排长惊了(因为他自己才投43米);接着又扔,“日——呜——”手榴弹划着风,跑出优美的弧线,朝远方飞过去。“哇——51.5米。”训练场炸开了:“太厉害了。”

“人还没回到厂里,大喇叭就‘轰隆’开了。一个甜美的声音反复播着:米厂派出的骨干民兵黄伟明,手榴弹投掷51.5米,全场第一。”;射击,他7发子弹,64环,全场第一,这次民兵集训,他得了全场民兵训练综合第一名。

训练结束回场时,欢迎的同事全来了,场部的朋友也来了十多个。

“那时,场部的广播员有好几位,年龄都比我们稍大,都是漂亮的女知青。我们和她们经常上夜班,吃夜宵时经常会在食堂碰到。也说不上,反正一天不见,就有点想。”当被问起为何连说三遍“广播里说第一”的事情,黄伟明回答。他说,那时不像现在,正面看一眼大女生都立刻脸红,走路必须一前一后根本不敢并肩而行,更不说手牵手什么的了。反正是,她们的饭票有时总给我们,她们回家我总是给她加工好漂亮的精米;云云。

说得兴起,黄老师还自嘲“不要脸”,说,揭个小秘:食堂里曾有一位女知青有一天突然给我一封信:你知不知道,每次你在围河边耍单杠、摆双杠时,我都看到呆。脚绷得笔直,臂那么有力,动作那么干净利落。(他说自己儿童少年时代进过专业体操队)我的眼神跟着你的动作晃动。……每一次打饭,我给你那么多小排,我递的秋波你都不知道?“是说,别人只有六块,我的碗里常常跑进来十多块?”黄伟明一下子全明白了,是说她看我的眼神“辣么热”。但他不能,这位知青个子太矮,人也长得黑;更何况自己有暗恋之人......想来想去,他婉拒了。接下来,写信的女孩打饭见他不自在了,两人都像做了贼,小排自然回到了正常的六块。一个月后,那姑娘调去其它分场了。

五、爱与恨,都成过去和回忆

转眼到了第三年,有人可以调回上海工作了。“那指标本来是我可以争取得到的,但说老实话,当时心情还不是很迫切,结果等几年后回到上海才听到米厂原员工同事说,当时厂里就流传厂里放了一个烟雾弹,‘走了一个小精瓜,留下一个大傻瓜。’这件事我当时一点感觉都没有,挺郁闷的,怎么会出现这样针对我的谣言?哈哈。”黄伟明说,从此自己开始了思想和情绪的“冬眠”。三年后,离开了海丰农场。

不知不觉一两个小时过去了,博物馆王继虎馆长一路介绍得仔细,我们听得认真。看着馆内各种实物陈列,各种故事介绍,墙上的最高指示“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看着眼前时隔四十年再回海丰农场的老知青——黄伟明,我也倒了五味瓶。黄伟明在留言簿上写道:爱和“恨”四十年后农场行。

王馆长、黄伟明,还有我们填满了这间小小的知青屋子。探头进门的油菜已经结了很多荚,一副好奇的样子,撩住我们出门的腿;院子里的拖拉机、理发亭、屋檐下的储水大缸……元华浴室上的文物介绍还是那么煽情:吃罢晚饭,一身汗臭的知青小伙子、大姑娘,三五成群来此洗澡,付上一毛钱,领取一根澡筹,脱衣裸身冲淋。哼小曲的、嘹京腔的,水声、笑声、打趣声,热闹着呢。泡罢,冲罢,爽呀。更衣回舍咯。用后来的歌词就是“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少年壮志不言愁。”馆里的浴室说明:“女知青们,披着夕阳,携着面盆,一路说笑一路歌,走上十几里田埂、机耕道,来到元华浴室……”黄伟明说:“浴室师傅是劳改农场员工,也是一个电工,他的老婆蛮漂亮的。”

我问:为何四十年了,中间都不回来?要等到退休?和我们相处近18年、性格直率的大记者黄伟明不言。

我在想那句歌词:转头昨日已成空?

我瞬间明白了,十几年的交往,黄伟明为何是这种性格,原来是农场给他的。

随后,我们又去了动物园、海豚馆,再也不见黄伟明老师表情有啥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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