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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平原深处的村庄(散文)

来源: 情感文章网 时间:2019-12-23 17:27:43

在我父亲的履历表上,籍贯一栏,写着“江苏铜山”四个字。铜山“治在徐州”,是所谓的“府县同城”。我的老家“房上”,离“徐州府”大约20里地,当然,是华里。中国古代,对于“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时期“一华里”表示的长度也不一样,“一华里”等于500米,是1929年才开始的事情。据说这个度量单位,既继承了中国传统“里制”的特点,又吸收了西方“米制”的元素,是与国际接轨的最先进、最科学的计量单位。

我的老家“房上”,又称“房十里”,是说十里之内都是“房上”的地界,“房”也带有“青砖大瓦房”的意思。

旧时,皖北一带乡村,“瓦房”是富裕的标志。

那是在淮河以北,平原深处,掩在“两淮”密集的村落里。淮河流域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流域。2017年10月2日,“十一”黄金周的第二天,我带着弟弟们冒雨上了“合徐高速”,一路向北驶往平原腹地。时令已是深秋,路两边的叶子开始泛黄,若是晴天丽日,正该是灿烂如金。丘陵波涛一般涌来,仿佛一种叙事的节奏,延入绵绵的秋雨里。江淮丘陵为岗冲起伏的波状平原,属于平原微丘地貌,有一种“流畅”的美丽。安徽的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山地、丘陵与平原南北相间,逶迤排列,北绵淮北平原,东迤江淮丘陵,西卧大别山脉,南迭皖南峰群。

而江淮之间的秋色,来得确比江南,要早上一些。

大约是1986年,我做了母亲以后,父亲开始频繁地带我去徐州。那不仅是他的家乡,还是他工作过的地方,有很多老战友。工作是地下工作,1948年夏秋之交,他奉命潜入徐州,做淮海战役的前期准备,落脚在我大舅的家里。他原是“华野”粟裕的部队,由此转入“地下”,也是从那时起,他有了“苏民”这个追随他一生的名字。“苏民”是革命时期的时髦,既有对红色“苏维埃”的向往,也有“唤醒民众”之意。

最近阅读有关粟裕的回忆录,有资料显示,淮海战役是他打豫东时向中央的提议。而“豫东战役”是在1948年6至7月之间,由此印证了父亲的说法。据父亲说,他进城时,组织上给了他十两烟土做活动经费。我不相信,烟土是什么东西?腐朽的、罪恶的、封建没落的象征,组织上怎么会给你烟土做活动经费呢?父亲说你懂什么?又嘱咐我:可不敢出去瞎说!那是“文革”期间,父亲被一撸到底,下放到怀远县沙沟公社当农民,有时会和我说一些他早年的经历。我说爸爸,你如果不从部队上下来,官会做得比现在大吧?至少不会被“打倒在地”。

父亲的本家侄子,我的堂兄,是他带出去的兵,后来做到了沈阳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是大军区。父亲沉默,过了一会儿说,爸爸当连长的时候,带的那一连人,如今连一个都没有了。

他说的是1942年冬,他带着一连人,路过我的老家“房上”,惊起一村的狗叫。母亲披衣而起,支起鏊子,为战士们烙馍,赶在鸡叫之前,把队伍送出了村子。在父亲的讲述中,1942年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十冬腊月,还赤着脚。”父亲回忆说:“哎呀呀,雪下得,那叫大啊!一脚下去,就没了迎面骨。”父亲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好大一会才说:“这么些年,再没见过那么大的雪了!”

“迎面骨”是我老家的说法,指脚踝以上,膝盖以下的一段,“迎面”二字,十分传神。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房上”,知道1942年,淮北平原上的大雪。

父亲在徐州,先是以轧面条,后是以教书做掩护,潜入车站和机场,绘制军事防务图和徐州城防图。他最终从徐州城里“突”出来时,外围的攻城战役已经打响,满城都张贴着缉拿“共军探子”苏民的布告。“已经‘红’了,出不去了,”父亲说:“可前指那边,还等着我的情报。”“红”是指身份暴露,“前指”是指淮海战役总前委指挥部。因为父亲的讲述,这两个特殊的名词,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文革”期间,王心刚主演的电影《侦察兵》上映,父亲带着我去看,放到紧张处,父亲小声对我说,“爸爸在徐州,比这惊险多了!”这我怎么能相信呢?我笑笑。看我这样,父亲也就不说什么了。后来,在《拂晓报》当总编的表姐夫对我说,“二平,是真的,你爸爸在徐州,可比电影里惊险,差一点点,就出不来了!”

其实早在那一年的10月,父亲就已经“红”了,只是任务还没完成,不能撤。他最后是带着情报,潜入到徐州警备司令部警备大队长的家中,才躲过了大搜捕。父亲说兵临城下,何去何从,你可要看清楚!那警备大队长说:“逢侠,你说了不算,你得让你们管事的和我说!”父亲本名“潘逢侠”,和此人有点“拐弯子”的亲戚,所以才能找到他。父亲说我就是管事的,我是代表中共地下组织和你说话!这以后父亲在警备大队长的亲自护送下,长衫礼帽,翩然出城,城下一揖道:你放心,苏民说话算话!1951年“镇反”,此人在徐州监狱反复申诉,说解放徐州,我是立了大功的,当年苏民对我有过承诺,共产党不能说话不算话!父亲为此专门去了一趟徐州,为他做证,结果被批为“右倾”,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父亲说战役即将打响,情报急待送出,而且当时我也代表组织,许过人家!但这个人最后还是被枪毙了,死前大骂苏民背信弃义,共产党说话不算话。

父亲带着三张图:铁路枢纽图、徐州机场图、徐州城防图赶到“前指”时,部队已经打到了城下。父亲跟着前来接应的人,趟着大雪进到一个庄子,见到了粟裕和披着棉衣的邓小平。父亲当时赤着脚,鞋也不知什么时候跑丢了。后来,大约是1959年冬,邓小平不知是专程还是路过宿县,提出要到双堆集淮海战役烈士墓去看看,由父亲陪同。邓小平居然还记得,父亲是打徐州时送情报的小潘。双堆战役打得十分艰苦,死了很多人,而当时所谓的烈士墓,也就是一片乱坟岗。从双堆回来后,父亲以及陪同的同志,和邓小平照了一张合影,因为这张照片,父亲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父亲曾无数次地和我提起,那也不知是个什么庄子?也不知叫个啥名啊?他说我出了城一路往南,跑了差不多整整一夜,总跑了有七八十里地,到天快明时候,才跟着来迎我的人进了村。

不知为什么,他晚年非常想知道,那个村子的名字。

1997年冬,我在皖北一带拍摄纪录片,到了曾是淮海战役前敌指挥部的淮北市濉溪县小李庄,当时就想,父亲当年到的,是不是这个村子?

可惜父亲这时,已经去世三年多了。

我那时还不知道萧县蔡洼。1948年12月16日,华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进驻蔡洼杨家台子,设立淮海战役前线指挥部,第二天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相继赶到,召开了淮海战役“总前委”会议。会议休息期间,随军记者在蔡洼杨家台子,为五位首长拍下了唯一的一张合影。在此后的28天里,“总前委”一直设在蔡洼,一直到1948年1月12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蔡洼在徐州之南,离徐州大约40公里,正是父亲所说的位置。

在我的老家“房上”,潘姓是大姓。

但父亲却只有兄弟二人。他们兄弟的感情很好,父亲活着的时候,他的哥哥,我们称作“大爷”的,每一两年总要到城里来一趟,住上十天半个月。1994年春上,父亲去世,安葬之后,我们姐弟六人回了一趟老家。大爷跟前跟后,一个劲掉眼泪,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后来终于开口了,他说平啦,我“老”的时候,“五”得回来啊。我们老家把“去世”简称“老”,含有寿终正寝的意思。从民俗单元上说,这里属于“黄淮海”地区,更靠近中原文化。南宋以来,淮河一直向着黄海拓展着自己的疆陆,河流的造地能力非常大。他说的“五”,是我的弟弟鹏程,大排行老五,但在我们这一房兄弟中,他排行老大。我说大爷,到时候我也回来。他想了想,说你忙,你就不用回了,让“六”来吧。他看重男丁,虽说在我们家,一向是我主事,他也仍然希望他过世的时候,是弟弟们而不是我回来奔丧。

那样,他的丧事会很风光。

于是我咳嗽一声,大声吩咐道:到时候,别管多忙,你们都得回来!

弟弟们齐声回答:知道了!

我在我们家,说话是有权威的,所以后来接着大爷病危的电话时,他最看中的我们家的长子“五”,已经在我之前赶回去了。他是当天夜里11点钟过世了,“五”在他的床前守着。知道我的另外两个弟弟,正在来的路上,他平静地合上了双眼,走得很安详。

那是2003年,大爷虚龄九十,无论是在我们潘氏一族,还是在“房上”一村中,都是高寿了,是农村所谓的“喜丧”。就办得很大,大到一进村口,就听到唢呐喧天,鼓乐齐鸣,进到庄子里,更是感到一个庄子的人,似乎都忙碌起来了。灵棚更是扎得五彩缤纷,大红大绿,符合“老丧变喜”的定位;除了我的叔伯妹妹,大爷的两个亲闺女哭得死去活来以外,其余的人并不见悲伤。我匆匆从出差的城市赶到,先按乡下规矩,在大爷的灵前趴下,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不等我站起身来,边上的几个妇女,就大声教导我说:“哭啊,哭啊!快拉长了腔,哭啊!”我不知道该怎么“拉长了腔”哭,只一个劲掉眼泪;她们却已经坐成一排,哭天喊地,有腔有调地哭起来了。这就是古人所谓的“嚎啕”,民间所谓的“哭丧”。农村白事中,有专司此道者,为的是渲染悲痛的气氛,装点丧家的门面,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很难有如此声势浩大的表达。

曾听我奶奶说过,我“老爷爷”的丧事,也是一场“喜丧”,然而一场丧事办下来,家道却败落了。我们老家把曾祖父叫“老爷爷”,他活到82岁,在当时的乡村是高寿,所以“老殡”出得很排场。他的儿子,我的爷爷,是一个“场面人”,朋友很多,朋友们听说了,就都赶过来“奠”,这叫“奔丧”。乡村中,“丧事”是要“奔”的,而“喜事”却要“送帖”,才能到场。结果“老爷爷”的丧事,前后开了300多桌流水席,开着开着,馍就没了,我表姑就得现牵着两匹牲口,去集上驮面。出完殡,我奶奶卖掉了东湖里的四亩半好地,才把窟窿堵上。过去,农村里的白事“人情”,也就是三个制钱的烧纸,俗话叫做“素纸钱”,所以很多人家,出完一场“老殡”,就连饭都吃不上了。

那一回大爷的丧事,办得很风光。但再风光也抵不上我们这一趟,在马兰集遇见的一场“出老殡”,那叫一个排场!几十辆“小宝车”,浩浩荡荡,从徐州城里请来的戏班子,一路鼓乐飞扬。“小宝车”专指小轿车,是我老家的说法。现在的农村,差不多人家的门前,都停着一辆小轿车,虽说不是什么好车,也值个八九头十万吧。但孝子们都在哪儿呢?怎么不见有人披麻戴孝,哭丧打幡啊?记得大爷“老”的时候,“出老殡”的队伍有好几百人,一律披麻戴孝,儿孙辈打“白幡”,曾孙辈打“鹅头幡”,玄孙辈打“鹰头幡”,一人一根“哭丧棒”。就是那一回我知道了,曾孙辈和玄孙辈的孝帽子上,是要“缀红”的,要不怎么叫个“喜丧”!但不过短短十几年间,这些古老的丧俗,在乡村中就不见了。

“乡土中国”几千年,这几十年间变化最大。记得五六岁时,我跟着奶奶回老家,是在离“房上”十里的桃山集下的车。大爷推着一辆独轮车来接我们,空旷的土路上,不时有“吱扭吱扭”的独轮车迎面驶过。那是单调而欢快的音乐,已经响了上千年了,串连起绵长的乡村岁月。而今天,我们的车子风驰电掣,近300公里的路程,半天就到达。还记得那一回一进家门,大爷就拿出半瓶子棉籽油,说娘,看!给你攒下的油!奶奶说广元你个憨种,让我说你啥好?娘在城里,啥吃不着啊?大爷就不好意思地笑了。大爷“会过”,他在我们家,炒菜不舍得放油,说油是“引子”,有个意思就行了,还能当水喝啊?“会过”是我们老家方言,俭省的意思。他夏天调黄瓜,爱说“点上一滴香油”,“点”字用在这里,绝了!他大号叫“潘逢军”,小名“广元”,我常听奶奶这么唤他。但父亲的小名是什么呢?我一直不知道。他17岁那年,从屋后翻过墙头,跑出去投了“八路”,解放后就几乎没有回过老家。这趟回到老家来,我找了很多人,打听父亲的小名,竟无一个人知晓。

知道父亲小名的人,都早已不在人世了。

村子里的变化,实在是大。我堂妹招待我们,根本不自己做饭,饭菜都是从饭铺子里端,据她说她已经好些年不蒸馍了。“嘁!卖蒸馍的花车,天天打家门口过,费那个事干什么?”我在村头上,还见过卖烤鸭的花车,卖烤鱼烤肉的花车,卖各种卤菜的花车,确实都是五颜六色。老人们感慨说:“现如今的新媳妇,都不会做饭了,哪像俺那会儿啊!”我从小没有娘,为了日后能“说”个好婆家,几岁起我奶奶就教我针线茶饭,尤其是教我烙馍。我烙馍的速度很快,几秒钟就擀一张,能跟上“穰柴火”。所谓“穰柴火”,是指麦穰豆叶之类,火很大,不麻利的媳妇,跟不上这么大的火。1987年冬,我在淮北平原上整整浪游了一个冬春,靠着一把剪子一根皮尺,就没愁过吃喝。进了庄,一般是先找一户人家,支上台子大裁大剪,而后就坐在鏊子前,帮人家烙馍。都围上来看,说啧啧啧!这是哪来的媳妇啊?十里八乡就没见过这么麻利的手脚!“现在?”我堂妹很诧异:“现在谁还烙馍啊?熏死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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