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美文·分享心情·感悟人生· http://xwzx.aqtsz.com】
当前位置: 首页 > 伤感散文 > 正文

【流年】宝庆路三号:当樱桃变成玉兰(散文)

来源: 情感文章网 时间:2019-12-23 15:35:28

宝庆路两端生发出常熟路(向北,至静安寺)、衡山路(向南,至徐家汇),与淮海路或者说民国时期的霞飞路相交叉,形成上海的一个十字街头。

宝庆路三号处于此地,由五座德式建筑风格的小楼、六千平方米的草坪构成的私人庭院,名震上海滩——早年,仆人来开门,需要骑自行车从小楼方向迤逦而至。后来,庭院的栖息者、水粉画家、音乐鉴赏家、文学爱好者、老克勒、本文主人公徐元章,在没有仆人的年代里,亲自骑自行车来开门,迎接另一个老克勒或者年轻女子,喝咖啡、跳舞、画画、听唱片、闲话、调情、私语、发呆……

在街头,我偶尔会想起上海明星影业公司一九三七年出品的黑白电影《十字街头》。赵丹、白杨主演。如果是春天,百花香,太阳暖和地照着我不算破的旧衣裳,就更容易想起这一电影中的插曲。每个时代都在追问着每个人的选择,在露天与内心双重的十字街头,红灯问罢绿灯亮,也不一定能遇到一个好姑娘。

我多次穿过一系列十字街头,访问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宝庆路三号。大门黑色,紧闭。院子内偶尔有犬吠。沿街一侧被竹编篱笆细密封锁,某个角落处曾经有旧漏洞被新竹子填补——一个同事、朋友,刘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这庭院内某一小楼改建成的小学校里读书三年,屡屡从这一漏洞中进出,感觉像在语文作业中的一个括号内填词、改病句。“小学旁边两栋楼被改成派出所,警察进进出出。小学、派出所之外,还剩下两栋楼,被一道纱网隔出去,成为徐家人生活的小天地。没有从前阔气了,但能有这样一个安闲的角落,在那样的年代,也稀少啊。我们同学常常趴在纱网上,偷偷看徐元章和他女朋友在草地上读书、喝茶——那场景,真像一幅俄罗斯油画。”

早年,一九四九年以前,大门一侧曾经有两个信箱,分别写着“周”“徐”二字。

“周”,指这一院落的主人周宗良:宁波人,牧师的儿子,由学徒开始在上海滩闯荡,最终成为了德国染料业在华的总买办,所建立的商业分支机构遍及内陆各大城市,并进入染料业以外的投资领域:地产业、金融业、轮船业、纺织业……曾经担任民国时期的中国银行董事、中央银行理事等职。一九四八年去香港定居,所携财富装满两架飞机,在香港富豪排行榜上居于第二位。一九五七年病逝。

“徐”,指周宗良的女婿徐兴业:初为家庭教师,后成为四小姐周润琴的夫婿。周宗良出走香港后,这一庭院的主人成为徐兴业。一九五七年,周润琴赴香港参加父亲葬礼后,赴法国游历一去不归,初有信件往来,后无消息,失踪,导致其儿子、周宗良的外孙徐元章,在多年后与其他周氏子孙发生房产继承权纠纷中失势。徐兴业后来任职于某出版社,业余写作,长篇小说《金瓯缺》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一九九○年去世,避开了儿子将要去面对的遗产纷争。

现在,门侧的信箱一个也没有了。徐元章也在二○○七年周家子孙产权纠纷发生后不久、法院勒令其搬出宝庆路三号以后,没了音讯,直到二○一四年去世,在媒体中重新成为一个短暂话题,让上海滩最后一批老克勒伤感、念叨一阵。目前价值数亿元的这一庭院,已经有了身份不明的新主人。院子内有犬吠,已经不是徐元章的宠物在呼叫了。

“忘记某人就像忘记关掉院子里的灯,/于是它整天亮着:但那也意味着回忆/——因为那光。”(阿米亥)宝庆路三号庭院里的光,用灯泡形状的头颅,在回忆?

刘先生一直住在宝庆路附近弄堂里,请我去他家旁边的咖啡馆喝咖啡,聊起我们两个都感兴趣的徐元章。

“他长相一般,有女孩子味,眼神湿漉漉的。初中没毕业就不上学了,在我们弄堂工厂里糊纸盒,和我哥是工友——一個少爷,纸盒也糊不好,就给大家讲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三个火枪手》《三国演义》……讲得生动,像说书人,到关键情节处就卖卖关子、吊吊胃口。大姐大妈们替他糊纸盒,还带吃的、喝的,宠着他。他家藏着不少书,我去借书,他犹豫半天,怕书丢了、被人告发了,最后决定让我坐在他家窗台下看书,看一个下午。天暗了,我才恋恋不舍回家。第二天再去他家接着读。那半面墙的书柜啊,竟然一直没有散失,真是奇迹。我读小说,徐元章一边听降低了音量的贝多芬啊、肖邦啊,一边画水粉画。偶尔抬眼问我:看到姑妈出现的那一段落了吗?注意那一段啊……”

在弄堂工厂里没干多久,徐元章就回了家,不上班了,全心全意在门前草地上谈恋爱——表演俄罗斯油画一般的异国情调。门外,宝庆路附近的十字街头,的确有俄罗斯侨民们在二十世纪初流浪上海后建立的东正教教堂、普希金雕像。淮海路上反复走过锣鼓喧天的游行队伍,但徐元章不关心这些,他只关心爱情,除非爱情不再关心他。最终,他娶了那个有德国血统的美女。若干年后,这女子像徐元章母亲一样带着孩子出国,同样渺无音讯。一个异常美丽的庭院,让其中的亲情和爱都显得异常——触目的美,必然带来惊心的痛?

“那女子很贵气,一看就不是徐元章能驾驭的人。旧公子,有情调,收藏了很多老唱片,没钱。他靠卖画、做美术教师有一些收入,但要花大价钱养护这园子。到电台讲过古典音乐。朋友们也给他一些接济。他没有什么新衣,总是穿着从前的衣服,吊带裤、尖头皮鞋,皮鞋上有裂纹。徐元章啊,只适合与那些浪漫主义小姑娘谈谈艺术,悄悄亲热亲热。”

“你说的,谈谈和悄悄,像在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吧?”我这样调侃,刘先生嘿嘿地笑。

徐元章只画上海滩异国情调的各种建筑,这自然与宝庆路三号内的生活遭际有关。

像桃花源一样可以避世,德式风格,用的是从法国进口的美国材料——外公周宗良对宝庆路三号的构思与建设,历时七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滩,这一庭院异常醒目,被觊觎——日伪时期上海汉奸行动队队长吴世宝,屡屡以“私通重庆”罪名相逼,并筹谋绑票,以图获得这一院落。

周宗良每每外出,都由四五个保镖左右观察、前后卫护,小心翼翼推开那扇黑色大门。他的手杖,其实是一把暗藏锋芒的剑。即便如此,其妻仍旧被夺门而入的蒙面者绑架,后以巨款赎回。周宗良,不是魏晋人士,也不是陶渊明,他知道自己所处时代的危急和紧迫。

一个颜料商人的后代,用颜料、色彩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吧——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徐元章在上海画界逐渐成名。

那个年代,一个画建筑的人,必然与上层建筑发生关联——淮海路、汾阳路、岳阳路上,几幅领袖像的绘制者当中,有徐元章、陈丹青等等当时上海画坛的青年才俊。“站在高高的梯子上,画整面墙。这颧骨上的一点,是最后一笔,也是最难的一笔——全画最亮的一点,用白颜料,要点得精准,就必须在一米外仔细端详,然后啪一声,点上去,顿然生辉。”多年后,他在某部纪录片里回忆这一往事,表情有些失神、走神。

纪录片拍于二○○七年的遗产纠纷案发生之际。徐元章想通过这部片子影响舆论,从而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他大概也想通过这一片子,让失踪于异国的母亲和妻子,看到一个进入晚景的儿子、丈夫的无助与孤独?否则,他不会让记者、录音笔、照相机、摄像机一类外界事物,侵入宝庆路三号这一高尚的院落。

五个独立的两层别墅分布于花园四周,最初分别为:主人起居室、会客室及餐厅,子女、家庭教师及来宾起居室、仆人起居室及配电室——把功能分解于有距离的不同别墅,确保不同层级人物的私密性。“文革”后,弄堂小学和派出所搬出,宝庆路三号完全回归徐家或者说周家。

“我小舅舅骑着马,在草坪上练习盛装舞步,周围是一群名犬。女子们围着看的时候,他在马背上的样子显得更高傲、更英俊。你看,当年他们烧烤的铁架子还在。生锈了。我一个人是不会在草地上烧烤的,显得滑稽啊。我爸爸當年进入这个院子当家庭教师,就在那一座楼里给我妈妈讲课,妈妈当时是高中生,师生恋呵呵。”徐元章在纪录片中笑了,面对镜头,像面对一个虚无的母亲和爱人,眼神有些羞涩、自得和惆怅。镜头移动,他身旁门框上似乎有白蚁蠢蠢欲动。

一群老克勒每周日下午三点,在“会客室及餐厅”所在的那一座楼里聚会。所谓“克勒”,有两种解释,一种是“class”——阶级、阶层、台阶;另一种是“colour”——花朵、花花公子。一种有花花公子气质、花朵气质的旧贵族人士,年龄跨度在五十余岁到八十岁之间。其中,有昔日钢铁大王的孙子、船王的孙女、面粉大王的外孙、火柴大王的侄孙、晚清重臣的后人……这样的聚会,像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一条索引、一个脚注。

老克勒们穿紧身西服或燕尾服,头发精心染黑,发膏和尖头皮鞋在一个人身体的上下两端,闪闪发亮。即便在室内、在复杂造型的吊灯下,他们依旧戴着可变色的墨镜,以便掩盖眼角皱纹。喝手磨咖啡,品红酒,用英语或精致的沪语回忆往事。他们甚至不说“阿拉”,而说“吾伊”。显然,“我”“俺”一类普通话、土话,无法敲开这扇黑色大门。需要语言、妆容、服饰来加固某种尊严和存在感。

在纪录片中,看到一个打扮成“猫王”形象的八十岁左右的老人,他应该经历过三十年代。七十岁以下的老克勒,比如徐元章,更多是在追忆旧时代的光影气息——从父辈那里,从老照片、老电影里,从血液里。《胡桃夹子》的音乐响起,老人们拥着美艳女子翩翩起舞。地板有细微裂纹、墙纸陈旧剥落的巨大舞厅,顿然辉煌。徐元章很少跳舞,像一台戏剧的编剧、导演、制作人、剧务,站在墙角微笑、观察,随时为大家斟酒、续茶。从舞会这个角度,一个老人眺望着早年的美景良辰。

或许由于怀抱中的女子过于诱人,那“猫王”滑倒在地了,顺势做出天鹅之死的动作来自嘲:“心爱的人啊,我为你而死。”哄堂大笑。

出现在这一院落、这一舞厅里的女子,大都是上海艺术院校里的学生,被某一老克勒带进这圈子,也就有了关于上流社会的谈资。她们会拜徐元章为师,学水粉画,在大草坪上面对这五座别墅,表达幻想和心动。大部分时间,这些位于花园南侧的建筑处于逆光状态,画家就要学会辨别、呈现出阴影的层次和深意。纪录片中的场景:徐元章与一个女孩手拉手在暮色里站着,女孩几乎依偎在他怀抱里了,白玉兰树的影子在窗子上随风晃动……

记者询问与女孩相处时的内心感受,徐元章回答:“我老了,对于她们的爱是干净的、安全的、可以信赖的。”还算是一种比较体面的回答。

对于越来越多的造访者,试图进入这一圈子的陌生人,徐元章在抗拒:“那个某某,真是拎不清,带来一个外地女孩——我这种地方是外地人能进来的?再漂亮也不稀罕的。上海小姑娘嘛,自然是欢喜的、欢迎的啦。”这段话让我想到契诃夫,想到他最后一部作品、话剧《樱桃园》。

宝庆路三号,像某个隐形的契诃夫写出来的一部戏剧,真实而又虚幻。

不同的是,在这一戏剧里,俄罗斯的樱桃变成了上海的玉兰。

《樱桃园》剧情梗概:

十九世纪末,俄国贵族阶层崩溃,新兴资产阶级咄咄逼人,像长期寂静的樱桃园附近突然出现的火车站、火车那样,咄咄逼人。女主人公柳苞芙,在丈夫酗酒而死后,为新爱情而移居巴黎、耗尽财产,归来,不得不拍卖掉世代居住、寄予无限情感的樱桃园。而樱桃园的接手者居然是柳苞芙家族昔日奴隶之子罗伯兴。剧中,拍卖日的前夜,樱桃园里还在举行舞会,但舞者阵容已经不整齐了:商人、家庭教师、女仆、火车站站长。八十七岁的老仆人费尔斯,站在舞厅一角很不愉快地嘟囔:“早年间,我们这里跳舞的都是些将军啦,男爵啦,海军上将啦。现在却请来了邮局职员和火车司机。他们还摆好大的架子呢。”

徐元章像《樱桃园》中的谁呢?像柳苞芙、柳苞芙的女儿安妮雅、费尔斯等等人物的混合体,尊贵与卑微、前欢与新愁的混合体——宝庆路三号,只有他一个人在演出。连宠物狗这一道具,也蜕化为一只普通家犬。他必须分饰各种角色,直到曲终人散,只剩下玉兰树兀自开开落落。但他显然不像剧中的商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罗伯兴,也不像冷眼旁观这一切的大学生特罗菲耶夫。

罗伯兴在感慨、愤懑:“和你们混在一起整天不干正经事,可把我害苦了。我不能没有事干,我不知道怎么来安顿这两只手;它们闲着晃动的时候,像别人的手。春天里我种了一千亩罂粟,现在净赚四万卢布。当我的罂粟开放的时候,那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图画啊——特罗菲耶夫,你为什么那么骄傲?”

特罗菲耶夫在沉思、抒情:“你父亲是奴隶、庄稼汉,我父亲是药剂师,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你就是给我二十万我也不要。我是个自由人。你们,无论穷人还是富人看得很重的东西,对我来说就像是天空里的飞絮,对我产生不了影响。我有力量也很自豪。人类在走向崇高的真理,向可能存在的幸福进发,而我置身于这队伍的最前列——我能达到,我自己能达到,或是向别人指出达到目标的道路。诸位,上马车吧……是时候了!火车就要进站。”

陕西哪个医院治癫痫病专业天津市的癫痫医院哪家好昆明治疗癫痫病专科医院好吗

优秀美文摘抄

热门栏目